作者：吴泽民，林学与园林学院退休教师，1944年出生于上海，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毕业于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林学专业，1967年分配至哈尔滨林管局通北林业局，任技术员；1978年调入安农林学系，主要从事树木学、景观生态、城市林业的教学与科研；1994年晋升教授， 2009年退休。曾任林学系主任和森林利用学院院长；出版专著《城市景观中的树木与森林》（2011年）、《欧美经典园林艺术（近现代史纲）》（2015年）、《中国近现代园林史》（2022年）。
吴泽民老师
1962年我考入安农林学系，第二年迎来了林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树木学。这门课最有可能源自北美森林系的课程体系，而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是著名树木学家郑万钧先生主编、刚刚出版的《树木学》，800多页、厚厚的上下两册、收录了700多种树种。当我们拿到这本教材时真的有点惶恐，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教、我们能学会吗？
教这门课的是李书春老师，他个子不高，说话带着明显的苏北口音。自进入大学以来他是第一个为我们上课的讲师（当时学校里讲师不多）。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随意、率性，对树木的描述全靠自己的理解，从标本到挂图、再随手画出树叶形态，拉丁学名张口就来，有时讲点关于树木的有趣故事，还不时蹦出几句英文。他讲水杉发现的曲折历史，生动描述水杉模式树的生长环境，把我们带入了抗战时期的湖北大山，感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不易和执着。
李老师把原本枯燥乏味的树木学讲得如此生动有趣，不少同学都喜欢上了这门课，有空都会结伴到校园里识别树木。当年的校园有好几处小树林，东门外还有一个树木园，树种比现在丰富得多。同学常常采得一段小枝、一片树叶去问李老师。那时，树木教研组就在二楼最西边的标本室里，我是树木学课代表见他的机会较多，每次去几乎都看到他俯身在标本前专注的观察，但只要有学生来问他都会起身耐心的解答，还会告诉你在校园的哪个地方还有什么树种，让同学自然的生出一份亲近感。
1964年7月，我们在李书春老师带领下奔赴黄山，开展为期3周的野外实习，不仅是对一年来理论课的检验、更是学生亲临自然、感受森林的一次实践。树木教研组老师全体出动，记得还有张传琪、吴诗华两位，班主任吴德辉老师随同，期间行政主任蔡其武还特地赶来督察。
原本以为学了一年树木学，到黄山总归不会是“树盲”。没想到走进“黄山树木园”就惊呆了，几乎没有一株是认识的。李老师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失望，于是让大家随几位老师到树木园多看多问，从树形、树干到树叶记住一个树种的特征。他耐心的反复强调，不要死记，要多观察、多比较最好能在记忆中留下一帧树木的影像…。
1962级林学专业黄山实习留影（1964年7月摄于黄山玉屏楼）
接着几天我们都在温泉对面的桃花峰林中采集，那年李老师40出头和我们一起穿山越岭，教我们如何做样方、如何画森林剖面图。他的记忆力之强令人惊叹，无论什么树枝、树叶拿到他面前都能张口说出拉丁学名，不过他一般不直接说出结果而是先指个方向，然后鼓励我们去查工具书，当时手边就只有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这本比砖头还厚的参考书，其实查起来很是不易，最终还是要依赖李老师这本活字典了。
一周以后我们登山，从慈光阁到半山寺，当晚在玉屏楼过夜，一路上居然没有看到游人，因此我们随时都能围在老师身边听他讲解。他说我们来黄山是因为它海拔高，除了植物资源丰富外森林植被垂直分布十分明显，要我们好好感受森林树种分布的规律。多年后我有一次碰巧在深秋季节乘坐缆车登山，在半山腰看到了一条横贯山体的“线”，大约在海拔1100米左右，这条“线”上面的树木已经落叶、而下面的依然翠绿，大自然之手描绘出了如此惊人的景象。我突然想起李老师当年带我们实习时说的，那个海拔高度是常绿和落叶林的分界线，没想到这个分界竟然是这样的明晰。
那天傍晚，我们在玉屏楼前坐等太阳落山，落日的余晖使得对面的天都峰看起来更加巍峨险峻，想到白天爬上鲫鱼背时的胆战心惊，这时才体会到几位老师并不希望我们登天都峰、但又不想让我们失去一次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矛盾心理。李老师在玉屏楼前的平台上，从我们眼前迎客松的树形说起，讲到它所属的黄山松的研究历史，主要是对黄山松(Pinus hwanshanensis)和台湾松 （Pinus taiwanensis）的命名之争，他这是随时随地的在传授知识，可谓用心良苦。后来知道从1960年开始，他持续研究黄山松的定名问题20多年，还发现了黄山松和马尾松的一个天然杂交种。
第二天，我们从玉屏楼去北海，一路上山势起伏、步履艰难，然而每到植被有明显变化的地方都会见到李老师站在那里，提醒三三两两路过的同学注意观察。到下午大家都感到有点累、速度自然慢了下来，我们艰难的翻过螯鱼背、穿过平坦的天海草地，远远看到李老师的身影，他站在光明顶到西海和北海的路口，原来他早就到了，居然没有一点累的样子，还招手示意大家停下来听他讲几句。他指着光明顶下面山坡上的一片草甸说：“有人研究，40年前这里是大片的草地，10 年前草甸面积已大大缩小而且变得破碎，能见到几株黄山松小树，现在成片的草甸面积愈来愈小还出现了黄山松幼林，这就是森林的演替过程，预示今后这里的草甸会消失、最终被黄山松取代。”我们都感叹他总能抓住每个机会传授知识。当然，那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李老师的话，但它们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30多年后它复活了，促使我和他的一位研究生黄成林开始黄山松的研究，基本得出从山地草甸演替为黄山松林大约需要100年时间。
黄山光明顶植被，当年李书春先生站在这里讲解草甸演替，现在已成黄山松林。左1997年（吴泽民摄），右2024年（阚陈劲摄）
之后的一周，我们就住在北海宾馆，除了一位来自新疆的老干部和警卫员，整个宾馆就为我们这些学生服务，现在想来那真是太奢华了。我们白天背着铁皮标本筒四处采标本、晚上在烛光下用放大镜观察鉴定，李老师戏称200年前林奈就是这样带学生的。每件事情我们都做得十分认真，除了因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交上一定数量的合格标本的客观原因外，更是因为内心有一份对老师们辛劳和野外识别树木本领的崇敬心。
李书春先生和他的研究生黄成林（摄于歙县）
十五年后，深受当年黄山实习经历的影响，我回到学校任教，成为树木教研组的一员，从此在李书春先生指导下开始了树木学教学和研究的生涯。1979年李老师年及花甲已不在讲课的第一线，但当恢复高考入学的77级上黄山实习时，他毅然不顾身患哮喘顽疾而亲临现场。他依然是那么乐观淡定，依然可以随口说出一串串拉丁学名，依然随同学一起登山不时停下为学生解说，就像15年前带我们实习时一样。这时黄山旅游热起来了，风景区已不允许我们采集标本，我们只能在外围调查坚持完成了整个实习要求。当然再没有能在北海宾馆住上一周的待遇了，那天夜里我和李老师挤在宾馆大厅的一张小床上过夜，而同学们只能裹着借来的大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有一件事依然记忆犹新，那年恰逢复旦大学生物系和南京林学院同时来实习，3个学校的老师应吴诚和主任之邀到黄山树木园标本室研讨，吴诚是我们60届校友，毕业后就在那里工作，对黄山植物十分熟悉。我发现在对疑难标本鉴定时，两校的老师都很尊重李老师的意见，要知道他们都是分类学圈子里十分著名的专家了，可见后来李老师能受邀参与中国树木志编写绝非偶然。
之后黄山已不适合实习了，我们坚持2年后改去其他地方，最后定位在天马自然保护区。现在每年的树木学野外实习，基本上沿袭了李老师的教学模式，成为我们林学系最为典型的师道传承之一。
李书春老师 (1920-201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抗战期间西渡重庆，入四川大学师承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194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毕业后曾担任翻译而练就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还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名额。1947年，因时任国立安徽大学农学院院长齐坚如教授介绍，李老师调入国立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助教，之后一直担任树木学教研组及标本室主任，开创了安徽的树木学系统教学，并建立树木标本室，收藏树木标本5万余份，被收录于纽约植物园编的世界植物标本馆名录中（Index Herbariorum）,而树木学也成为学院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他专注安徽省树木分类研究，发表新种多个； 1983年晋升教授，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几乎承担了研究生的全部专业课程，自编 “植物拉丁文”教材；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年退休。
1960年李老师编写“安徽主要乔灌木树种名录”（油印稿），是省内首次对树木的系统研究，后来以“安徽木本植物”为名出版，收录了1237种木本植物，成为安徽省林业生产及研究的主要工具书；上世纪80年代，李老师参与中国树木志编写，是安徽植物志、安徽植被、安徽森林主要编委之一，1982年主编出版《安徽木本植物》、1994年主编出版“中条山树木志”，2016年出版“安徽树木志”（第二主编），古稀之年亲临山西中条山采集标本5千余份，并出版《中条山树木志》；95岁高龄完成《安徽树木志》的审定并赋予出版。据此他的教学和科研生涯竟然长达70余年，而他开创的树木学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