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舒适物”理论认为城市人文环境和氛围对城市转型和经济发展尤为重要，特别是在资源收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转型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绿色空间为典型代表的“舒适物”配置已日益呈现出稀缺性和市场化的特征，不利于新时代超大城市的社会融合和高质量发展。这使得关于超大城市绿色空间这一“舒适物”在配置时，需要反思其空间经济价值实现与社会公平配置，即人们在寻找“舒适物”的同时，会导致绿色空间的社会公平配置抑或引发经济价值和社会公平之间的权衡？

近日，我校生态管理团队最新成果以“A paradox of 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al equity of green space in megacity: Evidence from Tianjin in China”为题发表于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顶刊《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中科院一区TOP）。该研究聚焦城市绿色空间的公平配置问题，论证绿色空间经济价值实现与社会公平配置之间的权衡关系，试图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梳理与扩充，并将此理论应用于生态系统管理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争端问题，为城市人居环境优化治理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

“用脚投票”的“舒适物”

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绿色空间是一种典型的环境公共产品，不具备商品属性，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气候变化的加剧，公众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提升。研究结果表明，出于“宜居性”的考虑，居民通过“用脚投票”方式选择其偏好的绿色空间，使得住房市场成为配置绿色空间的主要媒介，由此引发绿色空间经济价值外溢到住房市场。

社会分层下的“居住隔离”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不同社会阶层对于资源的占有状态不同。由于社会阶层越高的群体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从而能够通过改善绿色空间距离更便捷地享有绿色空间资源。研究通过1559份居民问卷调查的检验发现，城市绿色空间已逐渐呈现“阶层固化”趋势，即精英阶层拥有便捷可达的绿色空间，而弱势群体的绿色空间正在被不断挤占与边缘化，这类“居住隔离”效应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扩散趋势。

权衡还是协同？

绿色空间作为一种“舒适物”能显著激发城市经济增长活力、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但绿色空间经济价值的实现是否伴随居住隔离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权衡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绿色空间与灰色空间的用地争夺是“外部矛盾”，而空间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配置则属于可调和的“内部矛盾”。因此，为实现城市“舒适物”的公平配置，不仅要强调绿色空间增量的空间均衡，同时还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偏好，以保障环境正义、维护社会公平。

经济管理学院杨赫副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李坦教授为通讯作者，课题组博士研究生靳财参与研究工作。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3YJCZH108）的资助。（文图/杨赫 编辑/姬冰菁 预审/王瑞 审核/夏晓昀）